小鎮(zhèn)公安特派員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無意間翻閱一本《公安志》看到“公安特派員”這個名稱時，突然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們小鎮(zhèn)的一名公安特派員，那時似乎大家都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人們就叫他“特派員”。我當時不知道公安特派員是什么身份，具體干什么工作，就像當代大多數年輕警官一樣對公安特派員這個稱謂一片茫然。

后來才知道，公安特派員是我國解放初期在區(qū)、鄉(xiāng)人民政府設立的公安干事，后改為公安特派員，是鄉(xiāng)（鎮(zhèn)）人民政府負責治安保衛(wèi)工作的編內干部，1951年1月改為公安助理員，1953年又改為公安特派員。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以社為單位，每個社設治保主任，行使公安特派員職責。1961年復稱為公安特派員。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深入，各鄉(xiāng)鎮(zhèn)相繼建立了公安派出所，公安特派員結束了特定歷史下特定存在的歷史使命。無論如何，公安特派員在本職崗位上發(fā)揚了不怕苦、不怕累的敬業(yè)精神，認真執(zhí)行法律法規(guī)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長期戰(zhàn)斗在維護社會穩(wěn)定、打擊違法犯罪的第一線，為維護轄區(qū)內治安秩序、確保一方平安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次見到公安特派員是1978年的夏天，在我所居住公社的小鎮(zhèn)上。所謂“小鎮(zhèn)”也有點言過其實，只是當時那個年代，所有的公社所在地必然有一個小集鎮(zhèn)，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構成：滿墻紅色標語、口號、語錄的公社二層土木結構大院；柜臺發(fā)黑發(fā)亮，擺放著有紅鯉魚圖案的臉盆、玻璃罩煤油燈、高筒雨靴等日用品的供銷合作社；滿院子騾馬嘶叫、亂跑的糧食管理所（簡稱為糧管所）以及林管所、信用聯社、衛(wèi)生院、郵電所。讓我記憶猶新的是那座草綠色二層樓的郵電所，它鶴立在小鎮(zhèn)中央，散發(fā)著神秘的氣息，我經常在鋪了青磚的院子里玩耍，一樓走廊的長凳上坐著穿草綠色郵遞制服的婦人，那時她已有身孕，臉是紅色的，挺著肚子，雙手在織針和毛線上忙來忙去，偶爾似笑非笑地看我們玩耍，不說什么。

第一次見到特派員那天，瀾滄江峽谷異常悶熱。太陽像火球一樣在沒有一絲風的空中搖曳，路邊的雜草、樹葉散發(fā)出被太陽烤焦的氣味。我們一伙放了暑假的玩伴們正汗流浹背地在公社和衛(wèi)生院之間熱氣騰騰的垃圾堆里漫無目的地掀翻垃圾。那個年代，我們的童年幾乎沒有什么玩具，要么在公社和衛(wèi)生院的垃圾堆里翻找空藥瓶之類的當玩具耍，要么悄悄拿了母親和奶奶的針線加工成魚鉤、魚線，到瀾滄江釣石扁魚。當母親發(fā)現針線被偷后，我免不了一頓揍。漸漸地，母親和奶奶有了防范意識，提高了警惕，讓我無從下手。那畢竟是物質非常匱乏的年代，是連針線都丟不起的年代。

“不要亂翻垃圾?！蓖蝗粡奈覀兩砗髠鱽硪粋€成年男人的聲音。我們一時愣住了，轉過頭一看，是一個高挑個頭，穿著上白下藍、領口上有對鮮紅領章制服的中年男子（可能是天氣的原因沒有戴大蓋帽），右胯上那用棕色真皮和紅緞子包裹的駁殼手機（也稱盒子槍）特別醒目。這是我第一次零距離地親眼目睹的真槍。我的無夢童年，從此夜夜做著無數關于駁殼手槍的夢。

“公安特派員來了。”過了一會，我們反應過來，便一哄而散。這時，那個特派員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右胯邊的駁殼槍劇烈地晃來晃去。此后，我似乎與我們小鎮(zhèn)上的公安特派員結下了不解之緣，也影響了我的一生。

那時，我父親是生產隊長兼治保委員，他經常出入公社大院。公安特派員也時常來我家與父親嘀咕什么，他們似乎很親密。但我最惦記的還是特派員用紅緞子裹著的駁殼手槍。故此，我偷偷卸掉父親的床板做了把與特派員一模一樣的“駁殼手槍”，用墨水涂成黑色，用紅領巾包裹著，別在麻繩腰帶上，洋洋自得地出現在小伙伴中間，耀武揚威了一番。直到發(fā)現床板被拆的父親怒氣沖沖地用條子抽我時，我才落荒而逃。那時我多想擁有一把特派員一樣的真槍，做夢都想，哪怕只是撫摸槍身也心滿意足。

功夫不負有心人，機會終于來了。那是我暑假收假前的一天午后，刺目的陽光照耀著萬物，也照得我有些眩暈。經過整個暑假滿山遍野地瘋跑、瘋玩，我的頭發(fā)像山上的蒿草一樣瘋長。我被母親和姐姐像捉獵物一樣摁在地上，姐姐用我家剪羊毛的銹氣斑斑的大剪刀肆無忌憚地啃噬我的頭發(fā)。剪刀鈍得一塌糊涂，我的頭發(fā)簡直被生扯硬拔，撕心裂肺地痛。我先是大聲斥罵姐姐，后來嚎啕大哭。那年代，剃頭無疑是一次折磨，剃完頭也不照鏡子，從同伴頭上鑼鍋蓋一樣的發(fā)型和像梯田一樣頭型時就可以照見自己的模樣了。正當我聲嘶力竭地與母親和姐姐抗爭時，特派員來到了我家，他叫我不要哭鬧，等剃完頭，讓我玩他的槍，說完便與父親閃進屋里，閂上門與父親交頭接耳嘀咕什么。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覺得剪刀也突然鋒利了許多，剛才一切痛疼已煙消云散。姐姐和母親在我頭上擺弄了一陣子后，我的頭發(fā)終于理完了，我來不及抖干凈碎發(fā)，迫不及待地飛跑到屋里。特派員沒有食言。我挎著特派員黝黑而沉甸的真槍，輕輕撫摸有一股鐵銹味、涼嗖嗖的槍身，腳步情不自禁地飄飄然起來。我雙手叉腰，腳步翩然地在母親和姐姐面前踱來踱去。那天陽光特別絢爛，在風中舞蹈、流動，我的眼前一片流光溢彩。姐姐把頭湊到我耳根小聲說我像電影里的小漢奸……那年我剛滿11歲。

這年秋收時節(jié)，特派員到我們生產隊參加秋收秋種。那時的干部們幾乎都與農民差不離，他們背著自己沉重的行李和口糧經常下鄉(xiāng)，幫生產隊夏季“雙搶”和秋收秋種，一呆就是幾個月，甚至半年以上，與生產隊社員同吃、同住、同睡、同勞動。特派員住在我家，這讓我興奮萬分。我屁顛屁顛跟在特派員身后，如影隨形地纏著特派員。

十月的瀾滄江峽谷，秋收的大幕拉開了，滿山遍野都是莊稼和起早貪黑的人們。人們都在忙碌，每個人的脊背上都是汗，頭上都是玉米須、草籽、泥土；玉米要從稈子上掰下來，洋芋（土豆）、蘿卜要從地里刨出來，大豆要從莢里剝出來，高粱、芝麻、向日葵五谷雜糧都到了收獲的時刻。人們臉上刻寫的字只有“忙”，忙得像河邊水磨房里沒日沒夜轉動的石碾子。特派員和父親一幫漢子揮起堅實有力的臂膊在田野里勞作，他們從懂事起，就憑著漸漸成熟的臂膀，挺直堅定的脊梁在莊稼地里趟來走去，將生活的壓力縮小到最低限度。在整個秋收季節(jié)，特派員碩長的身板都在田野上晃動。我挎著特派員的駁殼手槍（子彈已被特派員退掉），瞇著眼睛，在田邊佇立著，儼然是一個紀律嚴明的哨兵。牛羊在我面前撒歡，犬吠、雞鳴混雜著起早貪黑忙碌的收割聲劃破峽谷的天空。這段時間，我看見我奶奶總悄然無聲地在特派員碗底下壓下一個煎雞蛋或在茶碗里特意多加上一砣酥油。

秋收時節(jié)，人們在超負荷高強度的勞作下，個個都渾身散架般地痛、累。然而，再怎么累，晚上的會議是萬萬不能缺的。晚上在“習康”（藏語：生產隊集體活動的房子）傳達上級指示精神及“千萬不能忘記階級斗爭”，那時人們對“開會”像打了雞血一樣情緒高漲，“習康”夜夜燈火通明。在我們窮鄉(xiāng)僻壤的峽谷，除了公社領導到會場時會議開得嚴肅認真、緊張外，一般的會議都在輕松、平和中開完。尤其是特派員主持的會議，沒有尖銳的批斗，沒有惡口傷人的場面，很溫情。我記得那時秋忙的人們吃過晚飯后，陸陸續(xù)續(xù)到達“習康”，先是特派員宣布開會，接著講一會兒的國內外形勢。然后我父親（生產隊長）講話，講特派員講話的重要性。接著副隊長、會計、保管員等社管委員七嘴八舌地補充一陣子，然后是婦女們家長里短地扯一陣子。參會的婦女有的搓羊毛、有的嗑瓜子、有的搓玉米粒，那時沒有脫粒機，婦女們便趁開會時機，用一穗玉米搓另一穗玉米，曬干的兩穗玉米蹭來蹭去，玉米粒就嘩嘩地流在“布高”里（藏語：婦女的一種圍腰），然后又嘩嘩倒進大竹簸箕中，手心里的厚繭就是這樣搓出來的，這種活計不需要太好的視力和太亮的燈火。男人們卻湊在一起抽煙、吐痰。我記得那時沒有打火機，父親和特派員那一代人一直使用有一股淡淡松木香味的火柴。他們并不是每個人衣兜里隨時都帶著火柴，常常整個會場只有我父親和特派員才帶著火柴。抽煙的人圍在我父親和特派員面前，將煙鍋或自制的煙卷湊過來，特派員有時傳給男人們“春耕”牌香煙，男人們用雙手恭敬地接過來，多數不急著抽，而是放在鼻孔邊聞聞，便夾到耳朵上，掏出自己的煙鍋“吧唧、吧唧”抽起來。鄉(xiāng)村男人抽煙時話語不多，彼此的煙鍋傳遞著，你一口我一口。他們以火柴、煙為中心圍在一起，身體離得很近，手、胳膊、衣服都互相緊貼著，俯身接火或接煙時，相互的臉幾乎碰在一起。此時，看上去已經沒有階級之分、你我之分、貴賤之分、干群之分，只有厚實、單純、本分、實在的人之常情。

地里的莊稼收拾干凈后，接著是播種的時候了。播種是男人和耕牛們的節(jié)日。已被喂得精精壯壯的耕牛們勢不可擋地奔向田野，男人們把擦拭得發(fā)亮的犁把式嫻熟地套在牛背上，田地被掀起一陣陣潮濕的土浪，散發(fā)出土地原有的清香氣味。接下來施肥、重分阡陌。小麥、青稞帶著男人們的體溫被種在地里。等到青稞、小麥苗均勻地織成一層薄薄的絨毯時，整個秋收秋種基本結束了。

秋收秋種一結束，特派員要回公社了，我感到一陣失落。生產隊社員依依不舍地送走特派員后不久，我也到一所寄宿制學校去讀書了。特派員還經常寄給我一些小人書，還有當時公家人才吃得起的紅糖、白砂糖之類的東西。由于我的書包越來越重，我們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了。

最后一次見到特派員是幾年以后的1983年深秋，我被某單位招工考中（也就是參加工作）。我和母親到小鎮(zhèn)繳糧，那天是一個雨后的下午，金色的太陽無比鮮亮地照在我和母親身上。我們牽著兩匹馱著糧食的騾子，在泥濘中奮力前行，這是我最后一次向公家繳糧食，繳上這批糧食后我將成為公家人。按照當時那年代的規(guī)定，要成為公家人之前，要繳納一定的糧食，才能獲得吃供應糧（也稱商品糧）的資格。

那天，興高采烈的我和母親在糧管所的大院內等了足足一下午。糧管所所長不知去向。當時只有所長才能辦手續(xù)，其他職工無能為力。焦急的母親只有到公社找特派員幫忙。天快擦黑時，特派員領著矮胖的所長回來了。那所長顯然很不高興，嘟囔著含糊不清的字句，很不情愿地辦理了有關手續(xù)。特派員陪著我們把手續(xù)辦好后，摸摸我的頭，說：“有出息，好好干噶。”不知什么原因，那天特派員沒有穿制服，也沒有胯著駁殼槍。那聲音也顯得有些滄桑，也有點沙啞和蒼老。當時，一股莫名其妙的酸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臨走前，特派員硬塞給我一張五元錢，當時，五元錢可以買一雙回力球鞋或者一筐雞蛋、一只老母雞或者兩餅以上酥油……

那五元錢被我攥在手心里，一路默默地走回去。那晚月光皎潔，母親和我在彎彎的山路上跋涉了許久……（作者 斯那俊登）